你还真别说，这一招真是太狠毒了。当天晚上，从码头货轮上运下来的混合炒面（主要成分：玉米粉番薯粉土豆粉鱼骨粉），发放出去的不过一百多人。第二天一早，来了十几个鼻青脸肿的男子，他们带回去的食物被抢了，自己都舍不得吃，打算留给妻儿老小的，结果被抢了。被自己的同胞抢了少的可怜的食物不说，还被打了一顿。

本地人指定的居住区内，这一晚上发生的伤害抢夺事件数不胜数。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在这片原本就是贫民窟的残垣断壁之中，人性的丑恶一面尽显无疑。当这些被自己的同胞抢走口粮的本地人再次勇敢的站出来时，引发了一场治安行动。

对于那些没有走出来办理良民证，又是制定民居范围内的不安定分子，远征军在本地带着受害者的领路之下，凌晨时分悄悄潜入，包围，踹门，抓人。治安行动结束后，三百余人在行动中被弊伤或被抓。没有审判，被抓者直接处决，尸体掉在柱子上。次日一早，阿奸分子手持喇叭，站在一排“吊路灯”前，反复的宣传事情的经过，痛斥这些人的恶性和死有余辜，宣扬远征军的规矩不容破坏。

本地宗教派性之间的矛盾很深，加之生存的压力，治安事件之后，本地民区内部矛盾加深，很快分化成三股不同认知的人群。三者之间又有认同点，那就是侵略者凶残，良民证必须有。不同则在于，一种因为生活困难或者改善生活的目者，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主动为侵略者工作，换取一份不错的报酬，保证一家老小的生活。或者攫取一份权力，在同胞面前作威作福为目的。这种人是少数，但是影响力最大，他们的行为确确实实的在本地百姓中树立了标杆。另一种则是多数派，也是中间派，他们会去办良民证领取最基本的生存口粮，循规蹈矩的自谋生路，因为心怀畏惧而保持与侵略者的距离。最后同样数量不多，他们因为仇恨的因素，办良民证，领口粮，却不耽误他们继续仇恨和等待时机造反。

登陆之后的远征军，有条不紊的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以奥斯曼帝国在这个地区的低位而言，不可能坐视重要的港口和税收地被占领。这是一个大帝国的尊严问题，为了统治基础，也不得不在获悉苏伊士被占领后组织大军驱赶侵略者。

正因为这一点认知，远征军接下来以连为作战单位，不断的四处出击，清扫苏伊士周边一百公里之内的村镇。通往亚历山大港口的主干道二百公里距离内，沿途两侧十公里之内一律清理干净。当地百姓被刺刀逼着离开家园，搬到苏伊士附近的制定区域内，想要饿不死就必须办理良民证，想要吃饱过的好一点，就必须给侵略者工作。

半个月之后，反应迟缓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集结出击的日子遥遥无期，登陆之后的殖民者，却已经成功的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将这些百姓安置在城区边缘的贫民窟。

人对于绝对强大者未必有反抗之心，但是对于同类之间的互相倾轧，往往毫不畏惧。发生在苏伊士的情况大抵如此，大约三万本地人，因为不同的教派问题，自觉的进行了分割，因为无节操的投机者的出现，狐假虎威的欺压自己人，为本派人牟利，导致已经自动分割的族群之间的矛盾滋生，不断的加重。

最主要的还是侵略者之中有一帮专业人员，他们对本地的族群和教派有相当的了解，针对本地百姓的政策，就是由这些人制定的。良民证和口粮的领取，把本地人牢牢的绑在了土地上，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当顺民，就能有一口吃的，不会饿死。不当顺民的话，最好不要被发现，否则不但自己要死，连累整个族群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因为侵略者的政策，本地百姓中各种情绪汇集，有感激，有仇恨，有麻木，有野心，各种情绪在侵略者的刺刀威逼下沉默，在沉默之中酝酿。就差一个契机，就能引发这些情绪的爆发，一旦爆发，这个地区因为教派和族群的问题，将酿成深仇大神，彻底分化。

用苏伊士特务头子魏文成的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地区的殖民政策，“利用本地区宗教、族群之间的传统矛盾，挑拨分化，制造仇恨，又拉又打，最终使之处在一个诸多零散势力存在同一地区的局面，无法对我之统治造成重大威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