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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荣在葫县乐不思蜀的时候，赵文远已经扶棺返回播州去了。按照制度，官员的父母如果死去，无论此人担任什么官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就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

如果是内阁重要人物或者边关守将，因为涉及国家政局或者军事，一般还需上书朝廷，等待朝廷允许，但是像赵文远只是驿丞就不需要了，他把职差交接给副驿丞，给朝廷上书一封，便匆匆离开了葫县。

出乎于俊亭意料的是，赵文远根本没有先派人给播州报丧，他担心自己正在外地，家中那些兄弟们一旦得知消息，先行分割家产，等他回去已然尘埃落定，虽然他有父亲“遗嘱”，到了别人嘴里的肥肉再想掏出来也难了。

所以杨应龙获悉消息还是从他安排在贵阳布政使司衙门的眼线，得知他的得力臂膀赵歆死亡，杨应龙大为懊恼，大阿牧死了，他需要再提拔一个亲信继任此要职，但提拔任何一人都会造成其他位置的空缺，势必要有一连串的调整。

杨氏家族经营播州已近八百年，上古时期的周朝，东周、西周加起来也不到八百年，可见土司家族的旺盛生命力。八百年经营下来，播州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稳定的官僚系统，任何一个重要职位的确定，都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杨应龙需要慎重考虑。

与此同时，他又得知铜仁张知府打算提擢叶小天为府推官，白主簿就地升为县令，至于空出来的县丞、主簿、典史和驿丞人选，则由朝廷委派新的官吏，而且这主意居然还是于俊亭提出来的。

杨应龙正图谋铜仁，实在不想让叶小天到这个地方去，于俊亭只以为委派叶小天一个闲职就可以看住这只猴子，他却很清楚叶小天还有另外一层身份，所以此人的能量不容小觑。

可惜他和于俊亭是相互利用，包括他们的秘密婚约也是合作的一部分，所以彼此间都有所隐瞒，谁也没把自己的全部底牌透露给对方，这就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等，从而常常干出相互拆台的事情。

之前于俊亭不知道他已和展家有密约，结果做出了弄巧成拙的决定，这一次因为于俊亭不清楚叶小天的蛊教尊者身份，又一次做出了与杨应龙相悖的决定。杨应龙得到消息的时候，贵州布政司已把奏本报上朝廷，杨应龙如果阻止一个推官的任命，太过引人注目，只能忍气吞声，暗中期盼朝廷否决此议。

朝廷上的动荡迄今尚未平息。对张居正的清算在持续一年多后已经接近尾声。主持其事的是继任首辅张四维。张四维本是靠巴结张居正入阁的，可是张居正对他的器重远不及申时行。

张居正死后，张四维顺位递进成了首辅，他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就必须迎合圣意踩张居正，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他还是得踩张居正，所以张四维对张居正踩得不亦乐乎，不但踩了张居正，还把失去圣眷的大太监冯保也踩趴下了。

除了这两样成就，他在任首辅的一年多时间里，还效仿张居正，把他的儿子运作成了进士，只是他的威望权柄远不及当年的张居正，所以不敢像张居正一样明目张胆，直接给自己儿子安排一个状元。

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衣钵继承人，并不同意张四维的一系列作派，但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他只能自保，不便在这些事情上对抗张四维、对抗皇帝。等到对张居正的清算告一段落，两人在政治主张上产生分岐，这才开始对峙。

张四维踩人已经踩顺了手，正打算再把申时行踩个半死，不料老天爷不肯成全他，偏偏在这时让他老爹挂掉了。

想当初张居正死了爹，死乞白赖地赖在首辅的位置上不肯走，弄得活着时被人骂，死了还是被人骂，前车之鉴犹在，张四维怎敢与孝义大道对抗，只好依依不舍地辞职走人，回家守孝去了。

这一来申时行就顺利晋位成了当朝首辅。有关葫县的奏章送上朝廷的时候，正好是张四维滚蛋，申时行上位的时候。申时行更倾向于张居正的政策主张，但他虽然开明，性情却又很温和，不像张居正一般激进。

经营贵州，化葫岭为葫县，设流官治理，意图以此为突破口打开贵州千年以来自立自闭的局面，甚而暗中派出锦衣卫挑唆土司叛乱，以期给朝廷提供一个讨伐的借口，这一系列激进措施都是张居正在位时的举措。

作为张居正的衣钵继承人，申时行也很重视对贵州的经营，但他不赞同张居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法，他更希望通过堂堂正正的手段，用潜移默化的效果来改变贵州。

有关葫县的消息报上来以后，申时行仔细斟酌了一番，白主簿是原江蒲知县，没有贵州方面的背景，而且从他的履历考评来看，也还算是干吏，可堪一用。若用主簿，原地提拔为县令，原县丞就得调离，如此才方便新任县令主持政务，所以对于提擢叶小天为铜仁推官的提议，申首辅也照准了。

于是，申时行大笔一挥，那个祸害，那个太岁，那只惹事生非的猴子，就被送去了铜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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