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公兵法》及《唐律疏议》中，还明文规定对伤病员医疗失职者，按照情节轻重处以杖刑或徒刑，甚至处斩。但是并未因此形成稳定的延续和执行力；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像李靖一般的资历；

既有来自天子的足够信任和授权，可以为部下争取到相应的资源和人力；正所谓是理想是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事实上，哪怕太平年的关中、中原腹地，能分配到的医疗资源还是相当的有限。

初唐地方部队多属于折冲府，全国共643府。而在这些折冲府配下，仅有太医、药童、针灸、禁咒诸生共211员，平均三府才有一个相关从业者(《通典》卷15选举一)。因此，出征时需要另行征募。

主要是指令天下各州府县，主持医药事务的功曹参军；就近选调官方所属的医师、药师，医官署的博士、教授、童生，乃至是征集民间的相关从业人等来充军凑数，其中的成色就不免泥沙俱下了。

尽管如此，我大唐还是依靠这套磕磕绊绊的运营体系，吊打了周边绝大多数，连这点基础都没有的势力：因此，在长期运行下来之后，倒也没有人觉得这套系统不好，或是还有多少可改良的余地。

而将其视若为这位宅心仁厚的监国太子，又一次大发善心的行举（政治作秀）而已；事实上有句话说得好，隔行如何隔山；而作为医技百工领域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有相应的门槛和既得利益群体。

身为监国太子，固然又足够的权势去号令和碾压，这些国家供养的从业人员，但是却没有办法越殂代疱的直接指挥，他们在专业领域上的作为和判断；也是这些人以家传或师徒，世代为业的凭仗。

但好在他显然可以从江畋这里抄作业，也就是抄后世那些已运作成熟的框架和制度，然后填充以现成的人手和资源；就可从无到有的建立起来一套，初始版的随军医士和战地救护、伤残疗养体系。

至于培训军中医生和兼职救护军士的人手，同样也是现成就有的；位于长安病坊由孟铣发起的大规模医学交流活动，同样也建立了常设的大型医院，和临床培训机构的雏形，其中也汇聚大量人手。

其中很大一部分前来投奔，都是看中了长安病坊所代表的前景和出路；然而，眼下长安病坊所需要的人手，其实已经接近饱和了；但各地还是不断有人慕名而来，只为了有机会学得一技傍身而已。

相比让他们大多数人学成皮毛之后，就回到家乡去从无到有的悬壶开业；用病人的健康和性命会累经验，摸索出一条成为合格医者之路；显然太子李弘的运作为此辈，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和选择。

无论如何，在新设的军医机构，及其考核、选拔体系出来之后，就自然拥有吏员一般的官面身份了；虽然依旧地位微末不可计略，却已拥有一份安稳的衣粮；而且军中医疗和用药的门槛也不算高。

绝大多都是针对跌打损伤、刀剑外创，及时性的外科包扎和后续疗养禁忌，以及督促和坚持、监察四时防疫的需要。再加上，还可以训作一些，手脚相对灵巧、麻利的士卒；作为战阵救护的帮手。

因此，刚初始推行时的投入并不算多，但因起点极低而收效明显。最初只是在南衙十六卫中的左右金吾卫，左右骁卫中，择选部伍试行一二；结果就是反响如潮而呼声强烈，希望能够推及到各军。

而事情到了这一步，作为始作俑者和创立者的太子李弘，也毫不意外的再度失去了，对于后续诸多事态的主导权；不过，他已得到了最有价值和最为渴望的东西。来自军中的潜在声望和感激之情。

无论如何，这些获得了出路和前程的军医们，同样也是难免心怀感念，而代表着渗透进军中的另一股变相影响力。也许当下时看不出来什么端倪，但是在长远上看；说不定就有派上用场的机会了。

而现实中最大的变化和趋向，就是太子李弘在筹办军医署的过程当中，不但名正言顺将东宫药藏局的自己人，安排在新部门的主要位置上；还得到了东都的勋贵将门，大量财力物力的捐献和赞助。

期间的道理和关碍也很简单，作为武德相对充沛的初唐时代，他们的亲族子弟，同样不可避免会有从军上阵，为自身和家门建功立业的时候；自然也免除不了刀剑无眼，或是其他意外导致的伤病。

要是当场阵亡了也就罢了；但若只是受伤或是生病；那大量充实军中的军医和救护人手，就足以在关键时刻救下一命；或是尽量避免落下影响余生的严重残疾。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共同受益结果。

所以，任何敢于挡在这项事业面前的阻力和妨碍，都会成为这些潜在受益群体的共同敌人。所以随着先后数批军医，开始入驻十六卫之后；曾质疑军医制度的太医署令，也十分圆润的告老还乡了。

取而代之的是已经退休的孙思邈，另一位大弟子尚药局奉御刘神威，由此顺势推动了对于太医署下辖，医、药两部馆学的改制；从原本的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科之外，增设妇科、儿科。

又在药师部下，申请在专供皇家的京师御用药园以外，新置药园八处；以及相应的主药，药童，药园师，药园生等等配属人员；以供医学部各科的生员，就近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

连带他的上级，另一位太常寺少卿，也是天后的堂侄武嗣宗也受了牵连；被召入训斥之后就外放为原州刺史。这就是依靠堂堂正正的大势，轻松碾压过去的阳谋手段；也让太子李弘未免感慨良多。(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