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代理律师也阐述了大量的事例。于是，港媒负责人与曾家辉、双方律师等就“一般损失”和“特殊损失”唇枪舌剑的展开争论，各自引经据典，宏论滔滔。

这是一场内地与香港实业体之间的较量，也是一场名誉损失与经济损失之间的争论，法官也是兴趣盎然的加入了讨论，他举例说：“有一位医生原来的病人很多，后来名誉受到损害，只剩下几个病人了，你怎样证明那些不来就诊的人与医生的名誉受损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他不是袒护港媒，而是考量内陆的法律知识。

曾家辉一听说笑，道：“病人生病了是一定要看病的，可他原来一直在这个名誉受损的医生这儿看病，就因为有人诽谤他看病存在问题，于是今后就不来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法官不解，“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

曾家辉道：“就如港媒称的那七千万捐款，他过去每年都会几千万捐给希望工程，他一直在做慈善事业，可这个失实报道出来以后，他再没有给希望工程捐过一分钱，这难道说明不了问题？”

“有点道理。”

法官算是明白了，可数额怎么算，他还是表示没依据。

对此，曾家辉提出电话连线询问。

法官表示认可。

于是，法庭上别开生命的玩了一回电话连线，表明大体上的意思之后，由曾家辉亲自向对方提问题。

曾家辉倒是胸有成竹，先来了一句题外话，表达了青基会对他支持内地希望工程感谢之意，然后道：“您在这个报道出现以前，连接三年按四千万、五千万、七千万的数额向希望工程捐款，这事还记得吗？”

电话传来那位捐款人的肯定声音，“当然记得。”

“如果这有这个失实的报道，您还会接着捐款吗？”

“会的。”

“原来的目标是希望工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