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萧唐也并没有以为自己有能力彻底废除帝制，而凭空照搬后世截然不同的政权体系来，任何一种制度的诞生、发展、消亡都是时代的产物，也切不可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采用自己以为正确却并不兼容的体系制度。而是汲取历朝各代的优势弊端，如宋朝鼓励市舶海贸、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的重商政策可以保持，但此消彼长。同时也要预防富商大贾与官僚勾结，利用商业资本就迅速膨胀兼并土地、垄断市场而剥削佃户耕民与小型工商业者激化阶级矛盾，而资产卖契典当审核制度上又不能如宋制一般宽松；

明朝的内阁制度，于分化中枢机关的一定权力，针对于议政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但是至少以现在时势而言，也不可原封不动的照搬；

至于清朝内侍太监非但不许参政，且禁宦官与官员来往，但有宫廷内帝王心思对外泄露则务必彻查主事罪首杀无赦，人数必须严格控制在两三千人上下（明朝亡国时，内苑宦官人数于七万到十万之间，而清至乾隆谕令宫中苑囿所用宦官综计不越三千之数），并设总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各司督监分化太监内侍阉人职权等宦官管理制度应也可以参考之外，康熙、雍正虽然是满清皇帝，但由他们规定推行的摊丁入亩制，也在萧唐的考虑范围之中

萧唐也仍是殚精竭虑的着手于如何建制施政，至少也要在自己当政的这段时期内达成建立起一个国富民强的庞大帝国，然而这也仅仅是当时之举。自己为了在这个时代建立个强盛的帝制王朝或许能做的到底有限。可实则萧唐在与众人日以继夜的细议期间，按他想来，现在起码在这个时代能够做到的，也的的确确能够造福于后世中华民族的两项施政措施，也在议会期间摆到台面上细议，并拍板决策予以施行。

而那两项措施，一个是开海路，另一个则是兴科教。

新建国家的官制政体从初显雏形，到渐渐的完善，会议期间也经过质疑、争议、论证、决定的过程，当然于称帝建国以后，政体政策的诸部改制也须因时而异诸部改善，也已是过了两三日的光景之内，与工作狂无异的萧唐经过同参赴会以中人促膝长谈、详细商榷每日几乎已是废寝忘食，每天到亥时、子时才匆匆歇息的紧促过程之后，萧唐也终得以略微舒展有些疲乏的身躯，并长声说道：“既然建制大事，如今诸项事宜大致也已议定，看来也是时候昭告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