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城外二十里一处草市，布衣打扮的宇文温正在买鱼，当然其实是通过本地人当“通事”和卖鱼的村姑搭讪，他不是起了歪心思，而是正在搞“农村调查”。

驻军江陵城外将近二十日，为的是避免隋军杀个回马枪，无所事事的宇文温，总不能进城去花酒地找乐子，所以他便趁着难得的机会收集情报。

收集情报自然是靠问，问梁国的官吏那是自讨没趣，从古至今官吏欺上瞒下的技能都是点满的，所以宇文温要“微服私访”。

这段时间他便装出游，田间地头、街坊里弄，城里的市以及城外农户自聚集的草市全都去了，各种问题汇集起来，大概心中有了数。

如今的梁国只是弹丸江山，但各种制度都沿袭了当年的南朝梁国，赋役制度也是南朝一脉相承，正好让他从侧面了解南朝陈国百姓的生活状况。

到赋役制度，这可是从魏晋时流传下来的，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当然其中也经历过改进，但万变不离其宗：士族和官僚各种豁免，负担都压在百姓头上。

当然这事情南北都那样，无非是程度轻重如何，而南朝比较悲催的是，因为军事上压力很大而人口相对北朝要少，所以百姓的负担不轻。

赋役分为田租、户调和役，以田租为例，梁国和如今陈国的制度循南朝传统，不光收实物，其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要折算成铜钱。

这个问题宇文温已经在建康听章华过了，略过不提，他关心的是户调。

南朝的户调在梁武帝时经过改革，调的征收从以户为单位换为以丁为单位，实际上户调已经转为丁调。

何为丁？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其中已婚女十八为丁，未嫁者二十为丁。

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征收户调时，要由官府对各户的情况做调查，然后按照“九品相同”的原则划分为九等。

“上上”户缴纳的户调自然要多，每户缴绢五匹，“下下”户则是最少，每户缴绢一匹。

然后在吏治的情况下，世家大户的户等全部偏低，贫民百姓的户等全部偏高，黑白颠倒。

所以萧梁时改户调为按丁征收，这种做法看上去比按户征收更能减轻农民负担，可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

问题出在哪里？

地主家地多奴仆多，可这都是隐户，在官府的户籍上是不存在的人口，大户们收买官吏，自己一户人依旧是按“两老两大一”来计算丁口。

富人家里良田千亩却是一户五口，穷人家几亩薄田也是一户五口，实际上贫困农户缴纳的户调（丁调），和富裕地主缴纳的量差不多。

如今的梁国是如此，江南的陈国也是如此。

然后是名目繁多的杂税、杂调，例如贷粮种子钱、塘丁税、修城钱、州郡送迎钱等等。

灾荒年景、青黄不接时，官府名义上开仓赈灾，实际上是借贷，粮种也是如此，届时百姓不光要悉数归还，还得加一定的利息，此为贷粮种子钱。

到贷粮种子钱的利息嘛呵呵。

所谓塘丁税，是农民自兴建一些型水利工程时，朝廷要收税，美其名曰“管理费”，然而收了钱管理是没有的，日常维护还得农民自己来。

城池修葺的费用也摊到百姓身上，名为修城钱，其实就是新官上任的头一笔勒索；地方官员要离任，需要“送故”，然后新官到任，需要“迎新”，这些钱都是百姓出。

然后还有军用征调钱，这是临时性摊派，数额由开支来定，是和百姓借，可实际上是有借无还，平日无战事时，最多是“剿匪”需要征调，可一旦名目变成“北伐”呢？

这和明末的辽饷有区别吗？

宇文温拎着几条鱼往城里走，边走边琢磨收集来的情报，弹丸江山的梁国都是如此德行，那么陈国的情况只会更糟糕，若是往日龟缩江南倒也罢了，可如今为了“北伐中原”，那可是要出事的。

明廷为了保住辽东所以征收辽饷，结果大部分都被官员漂没、被辽东将门给吞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反倒逼反农民。

如今的陈国为了保住淮南，大约会征收各种杂税，并且征百姓服力役、兵役，在吏治的情况下，副作用会成倍的放大。

按照先前从建康收集到的情报看，两年下来陈国百姓日子愈艰难，虽然历史上陈国这个时间段没生什么民变，可当时的陈国也没有淮南这个溃疡变成的包袱。

再加上他往江南推销廉价水纺布，大概会让情况恶化不少。

陈国的世家大户占山护泽，名下隐户不知凡几，却基本不用缴纳赋税、租调，作为朝廷税基的自耕农越来越少，可越来越多的赋税、力役、兵役压在这些人身上。

百姓都快家破人亡，你们家里快起火了还想搞东搞西？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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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陈国吴州吴兴郡，武康。

一处村庄内，各家各户冒起炊烟，吴斗躲在草丛中，静静看着村里的情况。

他冒险从淮南逃回来，是为了带着家人逃亡，投到一家大户下去做佃农，虽然待遇好不到哪里去，可总比留在这里等死强。

官军要守淮南，征百姓服力役、兵役，吴斗一年多以前被征去淮南筑城，好容易熬到城墙修好，却被继续征服兵役。

随行的同村、同乡死的死逃的逃，吴斗生怕连累家中父母妻儿，一直老老实实的“服役”，可眼见着在外一年多都没有回家的希望，他坐不住了。

作为家中唯一的壮劳动力，常年在外那家里怎么办？父母年老体弱，媳妇一个人又要照顾的又要照顾老的，还得做农活养家，这样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