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创立了卫所军制后，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自豪地吹嘘道：“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

毫无疑问，卫所制在明初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帝国财政节约了大量的开支，而且还获得稳定的兵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显现了。

明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再加上卫所的军卒都能分到土地，生活都普遍能够维持，甚至还挺宽裕的。然而随着天下承平，马放南山，军人的社会地位便逐渐下降了，再加上军队中有大量被发配充军的罪犯，从而进一步拉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

当然，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倒是其次，卫所制的致命的缺陷就是军职世袭。

众所周知，大明朝的军队，但凡指挥使及以下的军职都是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种方法虽然能让军队获得长期稳定的兵源，但是不要忘了，好兵的儿子不一定就是好兵。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若只是普通军卒还好点，一旦军官层都是废物，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指挥使的儿子一出生就注定是指挥使，千户的儿子注定就是千户，这对底层的官兵来讲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他们上升的空间等于被堵死了，在没有军功可立的和平年代，只能一辈子做个碌碌无为的种地兵，甚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得继续当种地兵，没有出头的希望。

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军官世代相传，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上层军官们肆意侵占底层军户的田地，然后把他们当成佃户一样奴役使唤，使劲往死里压榨。

要知道明朝户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军户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军户，不准参加科举、不准从商、不准从事其他职业，于是乎，底层的军户们日子越过越艰难，最后不堪上层军官的压榨，他们只能选择举家出逃当流民。

早在正德年间，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便统计过，全国的卫所缺员已经过半，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卫所的缺员竟高达七成，到了万历年间，甚至有卫所军缺员八成，卫所军制此时已名存实亡。

这也难怪史上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麾下都是私募来的兵，实在是卫所军缺员太厉害了，而且战斗力极其低下，根本打不过凶残的倭寇，所以俞戚两人只能自己募兵操练，终于训练出让倭寇闻风丧胆的“俞家军”和“戚家军”。

这次扬州卫的火器盗卖案其实并不复杂，徐晋只是把几个哭喊得最大声的普通军卒提到案前一问，便基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原来，扬州卫的底层军户们长期受到以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高层军官压榨，有军户名下的田地甚至全部被侵占了，只能靠租种军官的田地为生。

俞大猷由于是新调来的，他手下的弟兄被压榨得最厉害，不少人所种的粮食在交完官粮和田租后，连全家人吃饭都成问题了。于是乎俞大猷手下的苏青和冯老六便想了个馊主意，把卫所军械库内废弃的火器偷出来变卖换钱，以解燃眉之急。

徐晋在弄清楚前因后果之后，立即便承诺严惩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军官，并且将重新丈量扬州卫所属的屯田，然后重新划分给军户们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