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李衍不同于以往的统治者，他大力鼓励通商，并解除了几千年以来加在商人身上的沉重枷锁。

此前，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社会普遍存在四个阶层，即士、农、工、商。

士大夫、官员、举人、读书人等士人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和地主，然后是手工业者、工匠，最后才是商人。

商人备受歧视。

歧视到什么程度？

秦始皇“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意思是“崇尚农业，黜除工商，百姓由此富足”，然后又“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对豪富进行监视看管。

到了秦二世，更是荒唐：他将九类政治地位最低的人谪戍岭南，其中四类人与商人紧密相关，即：本人是商人、曾经是商人、祖父母是商人，父母是商人。也就是说，一旦曾经做过商人，三代子孙一律流放。

汉代之后到宋代之前，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态度和套路，大多是同一路数，总是逃不出几个词汇：抑制、打击、抹黑、羞辱。其手法五花八门，有的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晋代，法律这样规定，做买卖的人，额头要裹上白毛巾，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白毛巾上，脚上穿的鞋子，必须得一脚穿白鞋，另一脚穿黑鞋。前秦苻坚则下令商人不得穿金银锦绣，违者砍头。北魏法律规定商人永世不得做官。隋唐时代，也规定商人或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考。

（汉朝曾有过“捐官”一说，实际却是“买官”。但能买官的人，大多都是士族和那些耕读人家，没有商人的事。）

宋朝稍微好些，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比之前低不少，不过也不是说全无歧视。

总之，此前商人备受歧视，也没有任何保障，一旦国家缺钱，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抄一波家。

而在李衍这里，不仅出台了不少鼓励通商的政策，还将对商人的歧视全都废除了——只要商人缴纳政府规定的赋税，他们就享有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

李衍对商业的大力支持，直接导致汉城变得空前的繁华，而且繁华正在快速向李衍的其它地盘发展。

另外，李衍正准备推出货币改革和钱庄，进一步促进商业发展。

除了自己改革，李衍也允许别人改革。

李衍不像以往的掌权者，对于改革，要么坚决反对，畏之如虎，要么坚决支持，不计较后果，要么今天支持明天不支持朝令夕改，更不和稀泥，而是极具创建性的提出了“实验田制”——也就是，不论什么改革，都先划分出一块改革区进行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就大力推行，如果实验失败，就先总结失败的原因，再群策群力寻找补救的措施，而一旦确认这项改革无法进行或是有无法弥补的巨大漏洞，则果断放弃。

李衍提出的这个“实验田制”为改革提出了最可行、也最保险的制度，让那些改革派有发挥热情的机会，也让保守派可以掌控这些改革，以至于水泊梁山这个政权不会出现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的守变之争，宋朝吵了几十年都没能解决的难题，被李衍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

总而言之，李衍出手虽少，但每一次出手，都能让人看出来李衍的高明和无与伦比的智慧。

可李衍虽然天才横溢，却不揽权，该抓的抓，该放手的地方毫不拖泥带水，并且极为敢用人，让文武百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试问，这样的李衍怎么能不受他们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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