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原来刘东来上班的轴承厂,厂里面使用的机床还是最原始的无心磨床、双端面磨床、轧辊磨床,这种机床诞生在二十年代,精度非常低,一般小于一两厘米的钢珠就无法研磨了,而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技术最高的磨床精度也只到毫米级,而国外70年代就已经制造出采用微处理机的数字控制和适应控制等技术的磨床,精度已经到了微米级别,国家跟西方发动国家相比,技术方面的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不用说别的了,就是这块手表中最小的一个齿轮只有两三毫米大小,这个微小的零件上还布满了花纹,简直比头发丝还要细,显然都是采用数控机床打磨而成。
刘琅在华夏大学的图书馆中查阅资料,看到了在六十年代国家曾经有过一次“精密机床会战”中,首都二机就以当时国外最先进外圆磨床为追赶目标,研发成功加工圆柱度达到1~2微米,光洁度达到14级的g1420高精度磨床,这种机床以高精度坐标镗床著称,结果一场浩劫随之而来,机床被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杂烂,设计师们也被当成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的买办,下牛棚的下牛棚,挨批斗的挨批斗,活到现在的都已经不多了,至于说各种技术参数,找都找不到了。
说来可笑,在五六十年代国家就提出来了“机床被称之为机械工业的工作母机,是促进机械工业工艺发展的“总工艺师””这个口号,国家由此还发明了数控机床,几乎和岛国美国同一时间,但其后的发展就大相径庭了,时至今日却已经是差的没边,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刀具的研发几乎就没有多少发展,国家方面也缺乏周密规划,与主机发展脱节,二是严重缺乏技术专家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产品的精度上、质量上、可靠性上,技术不过硬,配套不过关。
要想让国家成为工业强国,材料和机床那是根本,这两样不过关,什么发动机都是白扯。
另外还有人才的培养,熊怀志曾经在德国留过学,他在那里看到工厂里关键工种及装配调试技师都是五十多岁以上、怀有绝技的老技师,道理很简单,机床行业没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是培养不出一个合格的技术人员与技师的,而在国内,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一位老工人到了五十多岁时或是退休了或是转岗当领导了,究其原因,或由于个人自满,或不了解市场需求,或名利思想作祟,或由于某些抗拒不了的诱惑,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结果就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
工程人才就是要靠“笨功夫,耐得寂寞”,把一项项不可靠的因素排除掉,把结果纳入到设计、工艺、制造过程中变为规范,严格执行,再从实践中得到反馈信息进行改进,最后积累下诸多宝贵的数据,这就是最宝贵的经验,也是一家企业最核心的实力体现,这方面国家差多了。
国家不缺少人才,有的人甚至还要超出国外同行业的专业人才,即便他们没有学过相关的很多专业,比如说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这需要大量的计算机相关的人才,而国家连计算机都没有几台,可就在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在50年代末,我们与世界同步研究开发数控系统,其性能并不比国外的同类产品低多少。
就如当年国家为了搞核弹,靠着一帮人拿着算盘就能让世界震惊,国人总是能在不可能之下创造奇迹,比如刘琅在图书馆内查到了一些资料,在五十年代沪市机床厂的一位名叫周勤的同志担任沪机试验研究室主任,他的学历并不最高,只是中专毕业,但水平很高,提出在当时十分超前的建议,如用磁带分频代替传动链,使工件的速比可任意变化,这对蜗杆砂轮磨、齿轮加工机床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一项研究已经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可是后来,这位专家也遭受了一系列的批判,最后惨死,这样的结局实在可惜。
刘琅从一块手表里就看到了国家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巨大的落后,资金、人才、技术,什么都没有,要想弥补这些弱点谈何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