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不起个体户，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就是北方人的固有思维，也正是这种思维让北方的经济发展在二十多年后变得困难起来。

几十年后，南方经济发展的一塌糊涂，北方经济同样是落后的一塌糊涂，双方走的是两个极端。

有人说这是人的的问题，南方人血液之中都带着奋斗的基因，而北方人墨守成规，不愿意改变，天天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造成这两种极端的原因，这种观点曾经还占据主流，当时成为了很多攻击北方人的口实。

刘琅也曾研究过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不是根本，根本还是在于体制上的落后带来了经济上的进步乏力。

其实在这个时期，除了广东和江浙一带靠近沿海和香港地区的城市外，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个体经济的活动还是小心翼翼和廖若晨星，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已经习惯在一种格式化的、有纪律和有组织的环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脱离那种惯性，往往需要极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气。

这绝对不是胡说八道，你看看这第一代个体经营者的的身份就知道了，那些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失业者、返城人员、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有“保障”的体制外，在无可奈何之际才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

所以刘琅爷爷说马家堡的那些南方人都是贼头贼脑，还真是有些正确，起码跟他们这些体制内的人相比，这帮人穿的破破烂乞丐而已强不了多少，不似工厂里的工人们，即便衣着同样“简朴”，可起码还有些“人样”。

正是这种外表上“优越感”让这些体制内的人忽略了根深层次的问题，这尤其以北方城市最甚。

北方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一个小小的阜城就占据了国家一五计划全国一百多个重点项目中的三个，更不必说其他更大的城市了。

最早的改革开放是国家逼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实验性质，因为是实验性质，那就不会拿国家的根本去试验，而北方三省就是国家的根本，自然不会去动。

所以在改革开放最快的时期，也就是八零年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北方很多的大型国企还是跟以前一样沿袭了计划经济的特点，产品都由国家保障，国家要多少，你就生产多少，没有忧患和竞争意识，这些人也都是将过且过，反正职工们也生活无忧。

但等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科技的迅猛提升，这些大型国企所生产的东西就成了废品，国家再有钱，总不能去买一堆废品吧，于是这才想起来要进行国企改革，这一下可好，大量职工下岗，沉重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就让北方的经济萧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