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验数据有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别说是1985年了，就是2015年的中国学术界，也一样是数据真假参半。参半的意思不是说一半真数据，一半假数据，而是每一份数据都有可能真，有可能假。

杨锐做学生的时候，更是经常性的学习如何修饰数据。一项实验，被修饰过的数据就像是打过补丁的衣服一样，越是高端的场合越是不好穿出去。而且，它不像是故意打补丁的衣服，为了将数据修饰的像是真的一样，补丁的位置可是不由审美来决定的，而只能根据需要来决定。

杨锐很能理解研究者们修饰数据，就像他当年那样，如果愣是做了一年两年的实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怎么办。首当其冲的，就是硕士毕业不能。

有的人说，本着原则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能数据造假啊。但现实是，如果你不造假，不仅你不能毕业，导师也不会支持你，因为重做实验是要钱的，而钱是导师出的，难道给你一个人出两份钱？

再者说，导师都在做数据造假，你凭什么不造假？

更进一步的说，你硕士毕业了以后想做什么？中国有什么行业，是没有数据造假的净土吗？研究所不行，学校不行，公司不行，工厂也不行，政府……政府要数据做什么，反正都是假的，要来也没用。

药物科研也是免不了有数据造假的，像是律博定，就有意无意的少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已经做过的实验，是否会有数据修饰也很难判定。事实上，欧美研究机构和院校，每年都能逮出来几个数据造假的大牛，许多人都已经造假数十年之久，而每年都逮到人，并不是说数据造假就因此而杜绝了，欧美研究机构里的数据造假者，就像是中国政府中的贪污犯一样，没抓出来以前，好像人人都是衣冠楚楚的人，抓出来以后，又好像人人都是睁眼瞎似的，没有发现他之前就是喷着污浊气的猪。实际上，只是所有地方都布满了污浊气，而掩盖了猪群的迁徙罢了。

80年代的中国科研体系的造假行为，更可谓是公开的秘密。

一些研究机构，为了给员工发工资发福利报销医药费，甚至敢捏造虚假的项目，虚假的研究，自然派生出虚假的数据。

放卫星的时代才刚刚过去没多久，国内的研究所里，究竟存了多少虚假的数字，谁也说不清楚。

杨锐也不奇怪在药企的申请书上，看到虚假数字。

不过，京西制药总厂放过来的申请书上的数字，却是虚假的有些高端了，像是用绣花代替了补丁一样，明显不是京西制药总厂的水平。

现在的国企工厂，技术实力弱的不行，有的工厂里连个本科生都没有，偶尔进几个大专生或者中专生都当宝一样供起来，如果说一些专业的本科生还会进行较浅的科学训练的话，大专生和中专生的培养初衷就是使用而不是研究，三年学习，除非有天纵奇才，否则能将课本上的知识领悟就算不错了，而若是天纵奇才的话，又何必放着本科不去。

就杨锐所了解的，京西制药总厂是从来没有做过药品的，新药肯定是没做过的，仿制药也没做过，他们就是江北最大的药品生产企业，技术科勉强具有的实力，也是为了生产而做的。

杨锐仔细看了一遍京西制药总厂的安全性测试，又慎重的做了几个计算，确定是作假以后，摇摇头，再次写上了“不予通过”的鉴定。

紧接着，杨锐写上了自己的说明：安全性测试不够充分，数据存疑。

本来想就此结束，但杨锐考虑片刻，还是决定写一篇详细点的说明。

按道理说，他以委员的身份，拒绝一篇申请，写几个字就足够了，否则，4000家药厂对32个委员，累死大家也做不完工作，不过，京西制药总厂的情况毕竟敏感，加上委员会刚刚成立，杨锐随手就写了一篇说明文……的大纲。

这么麻烦的事，要是全让杨锐做了，他辛辛苦苦弄一个实验室又有什么意义。

杨锐收拾好东西，骑上自行车就返回了学校。

他现在日渐繁忙，锻炼的时间很少，于是平常干脆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也算是能维持一定的运动量。

当然，要说方便，肯定还是坐车方便，但在这个部长都可能骑自行车的年代里，杨锐觉得维持相对简约的生活还是有必要的。爱好是可以有一些的，奢靡就容易被人指摘了。

中国人向来是只讲道德不讲法律的，而道德，无非就是群体的感官罢了。

首富必落马的定律，可是知道21世纪才终结。

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里，依旧是一篇忙忙碌碌。

科研猿和科研狗们，一个个穿着白大褂，穿梭于狭小的通道之中，做着些写写画画，瓶瓶罐罐的小事。

在没有结果之前，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小事，荣耀永远是一瞬间的，而大部分时间，都是平常之平常，琐碎之琐碎。

科研，本来就是琐碎无比的事。

现在的生物学，连细胞都懒得研究了，因为50年前就研究的非常透彻了，而今的研究重点，要么是基因，要么就是离子通道这样的细胞间递质。

杨锐呼吸着实验室里特有的气息，突然觉得无比的安心。

在这片领域，他已经建立起了极强的自信心，而这种自信，也总是激励他做的更好。

“王镭。”杨锐将实验室里最显眼的，虎头虎脑的科研汪喊了过来，笑道：“我有个活，你来帮我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