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贵的出版社挂靠在中丝公司的出版社下面的，严格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图书公司。

像是后世的许多图书公司一样，这间公司也是依靠教育刊物来盈利的，当然，他也从大流的出了一些名著小说什么的。

80年代初是知识匮乏的季节，如果再早两年的话，大家想找一本书来读都难，北大的流动售书点刚开的时候，根本是人山人海，想买书的人是挤都挤不进去。

然而，经过两年的发展，到了84年的当下，书籍的匮乏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大家再也不是见到什么都想买了，史贵的图书公司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积压。

好在杨锐给他做的几套试卷还很好卖，另外，史贵时不时的还能拿到一些中丝的订单，才算是小有收益。

可是，他的这些收益和同时代的其他行业比起来，实在太少太少了。

不说倒卖批文的赚的有多少，就是其他下海经商的人，无论是卖家具的，卖电器的，卖衣服的，一个个都比他赚的多的多，至于做家具的，做衣服的，做电器的，那就赚的更多了，这真正是一个实业兴邦的年代。

而在所有产业中，唯独出版赚钱很难。一方面，他们要付版权费，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受新华书店系统的挤压，除此以外，印刷所需的纸张，也属于控制物资，想拿到合适的价格，并不容易。

最后，盗版对出版社和图书公司造成的压力是全面性的。80年代人太穷了，每一分钱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如果想买的书有盗版的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的省下那几毛钱来，给家里大人小孩割一小块肉煮汤也好呀，至于盗版书的纸张不好，字迹不清，早就习惯了忍耐的国人也无所谓。

这样的生意，史贵自然是越做越没有滋味。

当然，要说放弃了也可惜，毕竟，做文化产业的走出门去，头也能抬的高一点，再者，这公司毕竟也是盈利的，要是亏损了，史贵弄不好就要想办法将之关张，但在盈利的情况下，史贵还得继续维持着这个生意。

他刚刚试水成功，而且比普通的图书公司还多了自己的印刷厂，他也舍不得丢掉这一摊子。

不过，要说将赚到的资金重新投入出版业，扩大生产，增加书籍品种的开发，史贵又很不乐意了。

对他来说，这个出版社能保持目前的盈利状况也就罢了，剩下的钱，还不如做些更赚钱的生意，比如他熟悉的餐饮业。

史贵现在还记得，他在镇上的小餐馆，生意好的时候，盈利是多令人欣喜。

而今，不管是图书公司，还是自助餐厅，史贵都有赖于杨锐的帮忙，被杨锐同志嘘寒问暖的小牛自然也是受保护对象。

李文强的书号，史贵一毛钱都没多收，多少钱买来的，多少钱卖给他。

不过，印刷和销售就没办法了，史贵的图书公司还没有卖过学术专著，事实上，大部分的图书公司都不卖学术专著，这种东西能赚钱的极少，就算能赚，也赚的不多。

如果是在发达国家，各地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还会订购一些学术专著，定价再弄高一点，这个生意也勉强做得。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除了专门的出版社，新华书店也不进这样学术专著，如李文强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学者，就只能自负盈亏了。

简而言之，就是史贵给他印几百本书，李文强自己想办法拿去卖，卖多少都是他自己赚的。

之所以要印几百本，则是印刷厂有最小印刷册数的要求，在这方面，史贵也给了李文强优惠条件，最低印刷300本就行。

尽管各方面都有优惠，最后算下来也有小一万块了。

李文强拍胸脯的时候任性，掏钱的时候就觉得肉疼了，回到实验室来，一个劲的长吁短叹：“我老婆之前说是买个房子的，我挡着说攒点钱再买，这下子好了，不用想了。”

“剩下一万多还不够买房子？”杨锐在实验室里晃悠，这些天是磨合的重要时间，采用哪种方式做实验，实验室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都是需要互相了解的。

学校里的研究生导师或者博士生导师之所以喜欢自己的学生，就是因为可以减少磨合的时间，增加配合度。

同样做一个实验，不同的导师教出来的学生的做法很可能不能，如果是一个学校里的，因为实验室互相之间交流，方式方法还相近，不同的学校的差距就大了，尤其是一些土办法，在南京大学用着或许还行，到复旦大学估计就够呛了，再到南开大学的话，老师估计直接就开骂：有你这样做实验的吗？实验材料是这么着糟蹋的吗？谁给你教的这么做实验？你把他给我叫来！

杨锐需要现成的研究员，就不能像是学校导师那么挑剔了，尤其是眼下几位，来自天南海北，有大连的，有厦门的，各自做实验的方法都不同，而且，李文强等人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只能是互相熟悉，互相理解，再让他们学用其他的方法，基本不太可能，即使是更好的方法也是如此。